瓜--彤子

 

小时候，母亲常叨唠父亲，如果你每天少抽一根烟，少喝一杯酒，我就省得那么辛苦了，别的男人都顾家，收工就往家里跑，你就知道蹲个屁股在客家二的小卖部前，生恐那碟酸豆角腌不死你，那杯九江双蒸辣你不死。

母亲将板凳搬到院子前面，一面拣菜一面唠叨，父亲有时坐在院子外面的石板上，抽根卷烟，眯着眼睛看芒果树上的蚂蚁搬家。母亲叨唠的时间长了，父亲就干脆把烟灭了，躺在石板上，呼噜呼噜地打鼾。

母亲怪责客家二叔的酸豆角酸，九江双蒸酒辣也不无道理。记得有次我和父亲从地里收工回家，路过客家二叔的小卖部，父亲又经不住诱惑，撅着屁股蹲在小卖部前面摆着的石桌旁边，招呼客家二叔说：“阿二，来碟酸豆角，一杯九江双蒸。”

客家二叔非常麻溜地将菜和酒送上来，然后也坐下来，跟父亲扯话说：“尧哥，你说末伏过去后，黑皮冬瓜的价格能涨不？”

村前有条河，叫做九曲河，九曲回旋，像条奔腾到海的巨龙，河水常年清澈甜洌。那时候河滩的沙子是细白细白的，像精盐像细砂糖。河的两岸绿草茵茵，竹子葱郁滴翠。到了秋后，两岸的芦草开了花，雪白的芦花像雪绒一样漫天飞舞，芦花飞着的天空是碧蓝的，艳红如血的夕阳和一叶疍家渔舟漂在撒了金光的水上，迤逦多姿，秋后的九曲河就像入了梦般浪漫美丽。美丽的九曲河的尽头，还孕了一眼温泉，泉水常年涌流。如果你冬天到我们村子来，要洗澡，我们不会给你烧热水，拧开冲凉房的水龙口，放一个塑料桶在下面接水，待水温暖起来后，才招呼你进冲凉房洗澡，那时，你会发现从水龙口出来的清水是那样温暖柔滑，那样甘甜。当你洗澡出来后，会觉得全身的骨胳都是放松的，皮肤像做了次护理，细滑清爽。我和弟弟经常摸了家里母鸡下的蛋，用个布袋装着，绑根长绳，趁大人不注意，跑到出泉水的井口，趴在井台上，把装了鸡蛋的袋子放下去。大概十五分钟，再将袋子拉上来，打开袋子，烫手的鸡蛋咕噜一声滚了出来。姐弟俩两只小手不停地交换拿鸡蛋，小嘴巴呵着气，等鸡蛋不太烫的时候，将蛋壳剥开，哇，那蛋白白得像玉，半透明，吃在嘴里，嫩、滑、香。通常，橘红色的蛋黄是让给弟弟吃的，母亲说弟弟缺钙，要多吃蛋黄。我们村子得了九曲河和温泉这两道好水，围着村子的那一大片黑土地，种出来的冬瓜就和别处种出的冬瓜不一样了。我们村的冬瓜个头大、型端，都是中规中矩的圆柱状，基本上都有五六十公分长，三五十斤重，没有哪家种出来的瓜是孬的。瓜皮实，颜色绿得发黑，黑得墨亮，因此得名黑皮冬瓜。而瓜肉却是白如雪，散发着清洌的瓜香，蒸炒焖炖，清甜可口，爽滑水足。因此，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们村出产的黑皮冬瓜就名声四扬，从全国各地慕名来收瓜的车子如过江之鲫。

父亲抿一口酒，挑一粒酸豆角进嘴里，不紧不慢地吧砸着说：“天旱，热长，瓜难种难存，全国人民都得吃我们的黑皮冬瓜解暑的，瓜价定能涨。”

客家二叔狐疑地问：“全国人民都得吃我们的黑皮冬瓜？”

父亲刚抿了口九江双蒸，手中杯望石桌重重一搁，环眼瞪起来，喷着酒气说：“阿二，你是怎的见识？你不见来来回回收冬瓜的都是湖南湖北的车吗？那证明了什么？证明了我们的冬瓜是往全中国跑的。”

我趁父亲瞪起环眼和客家二叔说话的空档，伸手在碟子里抓起几粒酸豆角拍进嘴里，一股刺激的酸味从喉咙和舌苔同时涌进鼻腔，呛得我一阵咳嗽，连鼻涕也咳出来了。父亲嘿嘿地望着拖了两条鼻涕的我，将酒杯推过来说：“玉丫，喝一口就不酸了。”

我迫不及待地抢过杯子，满满地往嘴里灌了一口九江双蒸，又辣又呛。父亲和客家二叔哈哈大笑起来，我挂满了一脸的泪水、鼻涕和口水，呵着嘴巴，委屈地跑回家找母亲投诉去了。九江双蒸的那个辣，到了今天我还记得。

母亲少不免对父亲一番唠叨，叨叨絮絮地骂道：“自己是酒鬼就算了，还要祸害下一代？我的玉丫才多大啊？真喝上了身体抗不住，惹下祸病来，是你不活了还是我不活了？”父亲刚走进家门，对母亲的叨唠根本不在意，他在门角拿了把大柴刀，从院子里拖了根木头出院外，将木头搁平在一块破砧板上，手起刀落，咔嚓咔嚓，十数声后，木头就分为两段。父亲再把一段木头放在破砧板上，又一次手起刀落，咔嚓咔嚓的。父亲的沉默并未让母亲善罢甘休，母亲干脆抱一个冬瓜出来，站在父亲旁边，边削瓜皮边数落，你是越来越了不得了。三两口屎水落肚，讲嘢就无分寸了。现在黑皮冬瓜的市场形势，谁能说得清楚呢？你非要装什么专家，逞什么能耐？要是伏后瓜价能上去那还好，要是瓜价跌落来呢？你岂不是扇自己的嘴巴？丢人丢大了。我说你呀，一喝酒就控制不住自己，这样下去，终有天会吃亏在这酒上。

父亲不理她，闷头闷脑地将柴刀放在院墙角，弯腰抱起砍好的柴火走进厨房。母亲没了叨唠的对象，就对手中的冬瓜发起脾气，用刀子狠狠地削冬瓜的肉，边削还边骂：“德性，还全中国跑。德性，还全国人民都吃你来解暑了！……”

真给母亲说中了。伏后冬瓜并没如父亲所预测的那样价格猛涨，反直线下跌。天气却不见转凉，炎热不退，储存的冬瓜开始烂了。母亲经常领着我和姐姐，从排满屋子的冬瓜里挑出几个烂透了的臭气熏天的冬瓜，让我们用桶接了，抬到马路对面倒掉。瓜农们都急着将储存起来的冬瓜卖出去，可是入夏以来就在村子里钻来钻去的湖南的湖北的车子这时都不来了，仿佛一下子在地球上消失了一样。瓜卖不出去，还像得了综合症一样，烂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多，村子前面的垃圾池，堆满了腐烂成一汪水的冬瓜，热气一闷，臭得挠心。乡亲们都围在客家二叔的小卖部前，踮起脚张望有无收瓜的车子开来，盼不到车子来，乡亲们失望了，干脆坐满了石桌，骂天骂地骂市道骂湖南湖北的车子，骂冬瓜，也骂那些鼓动大家存瓜的人。

那段时间，父亲很少到客家二叔的小卖部喝酒，他拿五元给我，让我到客家二叔的店里买九江双蒸和咸干花生，有时也要碟酸豆角。我会从找回来的零钱中抽张一毛的，向客家二叔要五条小麻花。父亲接过我买回来的九江双蒸，倒上一杯，一声不哼地坐下来喝。母亲瞧得气打不在一起，她正在洗冬瓜籽。冬瓜籽洗干净晒干，用酒瓶封装，留到明年做种子。母亲一边捞着冬瓜籽，一边叨唠：喝喝喝，就知道喝，少喝一天屎水能死人吗？两万斤的冬瓜都烂剩一万斤了，也不想想办法。当初要是知道是个酒鬼，我打死也不会嫁的，我是前世做错了什么，摊这样一个男人给我，子女都等着冬瓜钱开学！这日子怎样过？说着说着，眼泪就出来，滴答地落在洗冬瓜籽的水里。父亲放下酒杯，愣愣地望了母亲一会，转身入房间。我偷偷地趴在门边看父亲，只见他和衣躺在床上，也不开风扇，眼睛直直地盯着蚊帐。

第二天早上，父亲还在床上躺着，要是平日，他清早就会到市场的小茶楼去吃早茶了。叫一碗生滚鱼片粥，一碟蒸排骨，一杯烧酒，边吃边喝，和周围吃早茶的老友记们拉家常吹牛。别以为父亲的早餐那么丰富，家里的日子就肯定富足，其实我家在村子里算是最穷的，尽管母亲是个节俭得让人忍不住要心疼的女人，但我们姐弟仨都小，家里又没老人帮忙照顾，母亲瘦小力薄，父亲又爱吃喝，一年到头的劳作，常不够糊口。每到学期快开学的时候，母亲都会打发姐姐去找外公借钱，外公有份可观的退休工资。外公是最喜爱姐姐的，每次都铁定了不借的心，但只要姐姐扑入外公的怀里撒娇地喊声“外公”，外公的心就软下来了，将存折交给姐姐，再三叮嘱她要记住密码，千万别在路上弄丢了。又吩咐姐姐说，只能借一千，多了没有。完了后就抱着姐姐，在她脸上亲两口，对外婆说：“多好的女子啊！哪能不读书呢？那当父亲的只知道吃喝，空有副身材，前世了。”从小学到大学，甚至日后买房子结婚，姐姐都一直在外公那儿借钱，且每借必不会空手而归。母亲见父亲躺床上不出门，担心了，她不敢再在父亲面前叨唠，就对着我絮叨起来了：“玉丫，你说怎么办呢？这冬瓜搁着不能变钱，谁个不急？湖南、湖北的车子不下来收瓜，你阿爸也没办法，你说你阿爸会不会闷出病？”我是个没头没脑的乐天派，咧着大嘴笑：“不会的，阿爸好高大的身材，病不倒的。”

父亲身材高大，腰圆膀粗，肌肉油亮，胡子拉碴，加上能喝酒，村子里人送绰号“张飞”。我当时的意识里，父亲就是强壮的，高大的，像山一样，是撼不倒的。母亲担心地望了望房间，又絮了句：“不是说全国人民都吃我们的黑皮冬瓜解暑吗？三伏天还没完出呢，瓜就没人要啦？”

在我们母女俩为全国人民是否真的都吃黑皮冬瓜解暑的问题而争论个没了休歇的时候，客家二叔进门了，他戴了顶破成条状的草帽，穿了件汗衫和一条泥灰色的大中裤，堆了一脸职业性的笑容进门。母亲见到他，脸色马上阴沉下来，问：“玉丫她爸上月欠你的酒钱不是已经还过了吗？”

客家二叔笑着说：“还过的，尧嫂。”然后眼睛四处睃，鼻子又抽了抽，说：“瓜都这样搁在家里，都闷出味了，怕烂不少了吧？尧哥呢？”

母亲像刺猬一样警觉起来，她怕我这个二百五会脱口说父亲在家里睡，就推着我回房间说：“你的暑假作业不是还未做好吗？快点回房做，马上就开学了。”然后回头对客家二叔说：“她爸清早就出去了，在地里还没回来呢！”

其实我的暑假作业早就做完了。放假的时候，我最喜欢做暑假作业，这样就不用到地里干活。我马上小学升初中了，多少懂点事儿，我趴在门缝上，眯了一个眼睛往外看，母亲从冬瓜丛中抱出一个倒囊了的烂瓜，笑呵呵地对客家二叔说：“阿二，你说奇怪不？这瓜外面看中看，瓜皮黝黑，瓜身完整，谁知道里面竟全烂了，你看看，掐一下就陷下去了，烂得发臭。”

说着就将烂瓜递到客家二叔的鼻子下，客家二叔赶忙掩了鼻子跳开，摆着手说：“尧嫂，我知尧哥在家，村里没人见他出来吃早茶，我是来和他商量办法的。”

母亲将烂瓜往天井里一掷，那瓜“噗”地一声就炸开了，败了的瓜肉臭烘烘地直往外淌。母亲一手叉腰，一手撩了撩头发，说：“烂了就烂了，商量一下它就不烂？”

客家二叔撅着屁股坐在门槛上，为难地说：“尧嫂，现在村子里的人都在怪责我了，我是里外不是人。”

母亲用鼻子哼哼，弯下腰去再寻烂瓜，客家二叔继续说：“这怎么可以全怪我？要不是当初尧哥那么肯定伏后瓜价会涨，说全国人民都得吃我们的黑皮冬瓜解暑，我也不会跟其他人说，其他人也就不会将瓜都囤积起来了，那瓜也不会眼睁睁地看着闷烂了。”

母亲一个个地翻看着瓜，冷笑着说：“阿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尧哥是个什么角色你又不是不知道，要他有那预知未来的本领，我们家还用住这破房子？他喝了酒后的胡话你也当真？你还四处跟别人说，那不是害人吗？”

客家二叔尴尬地咳嗽两声说：“是的，是的。哦，不是，不是啊！尧嫂，我们都是耕田人，哪能胡话随便讲呢？尧哥参过军，见过世面，在村子里算是个有见识的人物，我当然信他的。”

母亲在一个瓜面前停了停，眯了眼睛望了客家二叔一会，突然，抱起瓜，咋呼一声，盖头盖脸地望客家二叔掷了过去，那瓜“扑通”一声就爆开了，原来又是一个烂瓜，黄黄臭臭的瓜水瓜肉和瓜籽，一条条地挂满了客家二叔全身。客家二叔气急败坏地指着母亲骂：“丢你个泼女人，不讲理了！”母亲从瓜丛中跳起来，像蝙蝠一样，扑棱棱地向客家二叔扑过去，干瘦的双手像九阴白骨爪，从烂瓜壳中穿了出来，直指客家二叔的脸门。客家二叔害怕了，赶忙往一边躲去，抖着声音说：“尧嫂，有话好说。”母亲呸了一口唾液，尖起声音恶狠狠地叫：“你妈的，要不是你将伏后瓜价会涨的消息传了出去，大家还会囤瓜吗？全国人民都知道伏后瓜价会涨，都不敢买冬瓜吃了，湖南湖北的车还南下来运个屁蛋儿冬瓜啊？如果都不囤瓜了，全国人民还吃我们的黑皮冬瓜解暑，那瓜价能不涨吗？我都恨不得撕了你这张臭烘烘的蛤蟆嘴，你还够胆来我家撒野？妈的！”母亲咬牙切齿地抓起地下的一块瓜皮，又狠狠地扔向客家二叔。客家二叔躲闪着瓜皮往门外逃，嘴里大喊：“尧哥，躲着是龟孙儿，你得管管你这个河东狮了。”

看完这惊心动魄的一幕，我轻轻地拉开房门走出来，父亲的房间也吖吱吖吱地响了一会，跟着父亲就走了出来，我叫了声阿爸，他应了一声，脸色苍白的。我怯怯地蹲在母亲身旁，帮她收拾地上的破瓜烂籽。母亲哼哼地说：“还是个男人呢，找上门来也不敢出来，德性！”

父亲沉默了一会，我没敢回头看他，过了一会，父亲低沉着声音说：“阿华，我明天去趟南海。”

母亲活动着的手像触电般停了下来，瓜籽粘了一手，她愣了一会，又低头在盘里绞着粘了瓜肉的冬瓜籽，说：“钱在衣柜的第三格下面，多带点出去。”

我偷偷地瞥了眼母亲，阳光刚好打在她的瘦瘦的脸上，有一缕头发垂下来，恰好映在她的颧骨上，颧骨有点潮潮的红润，我觉得真好看。母亲通常是激动的时候，才会两面颧骨都红润的。

两天后的入夜，父亲从南海回来，送他回来的是一辆四驱的轿车，雪亮的车灯照得村前一地的雪亮。父亲微酡着跳下车子，高大的身躯像被风吹过的大树一样，左右摇摆了一下才站定。母亲和我站在门口看着，母亲轻轻扯了扯我的衣服问：“玉丫，你说你爸会不会又喝多了，误了正事？”

我摇摇头说：“谁知道呢？”

只见父亲异常亲切地和车上的人握着手，像多年不见的亲友突然见面了又不得不分开一样，四只同样粗糙黝黑的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松了，又捉在一起，再紧紧地握着，又松了。父亲说：“糖果厂那边，你可跟紧了。”车上的人说：“没问题，我们那么多年战友了，你十几年才来求我这么件事，我还能不给你跟紧吗？放心吧！”父亲又动情地握着那人的手说：“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下来进屋坐坐，我们哥俩再喝个痛快。”车上人说：“太晚了，改天定来。那件事，你可记得上心。”父亲拍着胸膛说：“没问题，包我身上。”两人的手，终于结束了缠绵，松开了。

母亲冷静地盯着车子远去，又冷静地盯着父亲歪斜着身体走回来，母亲问：“又揽什么事情上身了？”

父亲打着酒呃说：“小事情，我们村的冬瓜有销路了，南海的一间糖果厂，答应用一毛五分的价格收购我们村子的冬瓜。”

母亲的眼神明显地柔和下来，但她仍警惕地问：“合同可签好了？”

父亲哈哈大笑，说：“我可没喝醉，心里没糊涂，都签好回来了。”

说着从裤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递给母亲。母亲拿着纸，转身走回屋里，就着灯光看合同。母亲有点远视，将拿合同的手伸直拉长，微微眯了眼睛看，过了一会，低头对喝着茶的父亲说：“一毛五分一斤是低了点，要值两毛就好了。不过总比放着等烂好。”说着，母亲回头对我说：“玉丫，你明早将这份收购合同贴到村子的宣传栏上去。”

我将母亲递过来的所谓合同接了，瞥了一眼，合同大意是说，某某糖果厂，于某年某月某日到我们村子来收购黑皮冬瓜，价格为一毛五分一斤，请村民们提前将自家的冬瓜都运到大宗祠。

大宗祠是我们村子的祠堂，每年清明，村子里的人或已从村子搬出城里的人们都要祭祖扫墓，祭祖扫墓后，傍晚时分，都集中到大宗祠拜祭祖先，拜祭的祭品主要是六头金红油亮的烧全猪和六只烧鹅，其它蔬果包子发糕等祭品自然是少不得的。厨房的人会事先将一百张饭桌摆好了，只等村长领着大家，祭过祖先后，晚宴开始。厨房的主勺一般是村里厨艺较好的男人，但刷碗洗菜杀鸡搬台凳的都是村子里的妇女。以前祭祖，女人是不得去祖坟上香的，闲着无事，就都到大宗祠帮忙，久了，便成了习惯，成了厨房伙计的一部分。后来，女人的地位高了，也开始跟男人们到坟头祭祖，大宗祠做饭干活的人手便缺了，好在村委会的财务状况也宽松起来了，村子就跟镇上的饭店合作，让饭店以两百到三百元的价格承包我们祭祀的晚宴，这样，村子里的男人女人也都不忙乎了，坐在凳子上等吃便是。当然不会只坐了等吃，也有活动，譬如竞投烧全猪。各生产队派出一个在宗族里辈分较高的男人，拿着锋利的菜刀站在各自生产队供的烧全猪后面做主持，身旁还有两个年轻的小伙子当助手。其中一队主持的男人拿起扩音器大声地喊：“开始竞投了，第一投：鸿运当头。起投98元。”“鸿运当头”就是烧全猪的头部，猪的两眼睛用两颗鲜红的樱桃替代了，整个猪头金红，果真有鸿运当头的意思。一般来说，第一投是最多人愿意出钱竞投的，那些开了小车，从城里回来的做生意或做官的人，多想投得猪头，希望祖先能保佑来年的生意或官运“鸿运当头”。竞投的人多了，价格就高了，从98元开始竞投，人们就像一群踊跃的鱼，热情高涨地围在烧全猪前，跳跃着，挤拥着，大喊：“198！”、“298！”、“398！”……每年竞投的价格高低不一，我见过最高价位的“鸿运当头”是1988元，那是三只烧全猪的价格了。第一投“鸿运当头”的竞投价格定下来后，站在主持人两边的小年轻就将锣鼓敲起来，放一串鞭炮，一阵噼里啪啦后，接下来就是第二投“发财就手”。广东人都讲究“意头”，特别是做生意的，投不到“鸿运当头”的生意人，是一定要投“发财就手”的。主持竞投的男人是个精怪，他们会早早将猪的四蹄剁下来，无论猪手猪脚，都喊“发财就手”，这样就能得到四份竞投“发财就手”的钱。最后一投是猪尾巴，叫“和和美美”，这一般都是新婚的小夫妻或普通人家来投，价格通常不会给很高，但也图个欢喜和美。通常竞投所得的钱都补贴到晚宴的开支上。这祭祀的祖先叫“太公”，那晚宴就叫“太公饭”，竞投毕，主持人就用菜刀将剩下的烧猪肉切了，分成一小碗一小碗，由厨房的伙计们分到各桌，所谓“太公分猪肉，人人有份”。

合同一贴在宣传栏，人们就闹开了，我在村子里瞎跑时，见到大家都喜眉喜眼。客家二叔第一个登门造访，才进门，见了父亲就打着揖说：“尧哥，我就知道你是个有本事的人。今次真亏得了有你。”

母亲刚好喂了猪，挑着潲水桶进门，听得客家二叔这样说，鼻子哼哼道：“只怕背里就话才一毛半那么低的价，定是中间有人吃了回扣。”

客家二叔忙转过身来，谄媚地笑着说：“不会的，不会的，尧嫂，喂猪回来啊？尧哥是什么人？我们打小一起长大，都知道他忠厚。而且，大家对这个价格都挺满意的，大伙都将瓜往大宗祠运了！”

母亲从猪圈回家的路上，就见到有人在用拖拉机一车车地往外运瓜，见到我母亲，远远就喊：“尧嫂！喂猪啦？你家的瓜运去大宗祠了没？还没吗？等下我们将瓜运完，就来帮你运哈！”要不就跑到母亲跟前，竖起拇指说：“尧哥真能呢，听说那糖果厂老大的，每年光制糖冬瓜就几百吨。”母亲保持矜持和冷静，口头应付大家几句，就急急往家里去。其实母亲只对父亲一个人叨唠，我从没见她和村里的三姑六婆们围在一起说是道非，闲了的时候看报纸。母亲至今还保持着订阅《南方日报》的习惯。

客家二叔趴在窗子前，盯着来来往往的运瓜队看了一会，回头有点怀疑地问父亲：“尧哥，到底有几多人家里存了瓜呢？怎么那拖拉机，运来运去都运不完呢？”

母亲已经将潲水桶洗干净了，将桶翻过来，搁在阳光下晒，听见客家二叔这样问，又冷笑说：“你是怕那糖果厂见到那么多瓜，吓得违约不来了吧？”

客家二叔搓着手，讪笑着，望望父亲，又望望母亲，良久才说：“那、那，那糖果厂，做那么多的糖冬瓜，能销完吗？”

母亲在衣服上揩干净手，抬头白了客家二叔一眼说：“你只管卖瓜就是了。”

客家二叔被母亲抢白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可怜极了。父亲吞了吞口水说：“无怕的，他们收了冬瓜，不仅做糖果，还做冬瓜蓉，专门卖给饼商做月饼。这不中秋也快到了吗？我的战友在工商局，他答应过我，一间糖果厂收购不完我们的冬瓜，就给我们联系两间、三间。放心，我们的瓜，他保证帮忙解决。”

客家二叔听完父亲的说话才放心走了。可母亲却揪心起来，她拨弄了一下晒着的冬瓜籽，低声问父亲：“你的战友怎么肯这样费劲帮你？你答应他的到底是什么事情？”

父亲咧开大嘴笑道：“你无担心，举手之劳的事，就算没卖瓜这一出，我也会帮他的。”母亲回头，深深地注视了父亲一眼。这次她没有数落，更没有插根问底下去。

卖瓜那天，大宗祠比清明祭祖的时候还要热闹，村里的男女，都戴着草帽，挑了瓜箩，早早来到大宗祠，聚在大榕树下，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有人猜糖果厂的人会不会真来？有人猜会来几辆大车呢？有人猜会不会收购了我们的瓜后就转手给湖南湖北来的车子，从中赚一笔？明晃晃的太阳照耀着大宗祠，显得格外的肃穆辉煌，大榕树撑起了一个巨大的绿阴，荫佑着它的子民们。忽地，一阵风和暖地吹过，树冠沙沙地响起，知了就在树上“热闹啊，热闹啊”地叫了起来。

“哎呀！真的有车队来了！”最焦急的，一直踮着脚趾站在最前面的客家二叔首先发现了向村子里开来的车队，他立刻回身，大声喊：“收瓜的来了，收瓜的来了！”他跑得极快的，手舞足动，带起的风将他的草帽掀翻在地上也顾不得回身去捡，笑容里夹了汗水喊：“菩萨保佑，娘娘保佑，祖先保佑，上帝保佑。卖瓜了，卖瓜了！”

大家都被他语无伦次的喊声逗得大乐，哈哈的笑声震得那几只躲在树上看热闹的麻雀，扑腾腾地飞离树丫，一只麻雀还被吓得大小便失禁，拉出一泡灰白的屎，湿湿地打在刚跑到树下的客家二叔的鼻子上，把他的鼻子就弄得像大戏里小丑。大家笑得更欢了，乐滋滋地帮开过来的几辆大车将磅秤抬了下来，又搬来梯子架在磅秤上，用个小布袋，装上石头，挂在秤砣上，调准磅秤的斤两，有些勤快的女人已经弯腰搬冬瓜了。

我偷眼瞥了下母亲，她的嘴巴紧抿着，只在客家二叔被鸟粪打中时，嘴角扯了扯，算是跟着大家笑了笑，其余的时候表情严肃。母亲见我搬瓜，低声说：“先别搬，等大家的都运走了，再搬我们家的。”我愣了愣，望着母亲，母亲的腰站得笔直，一点也不显得瘦弱，我突然想哭。

那天，村子里来了很多辆大车，它们满载着我们村子的黑皮冬瓜，闹哄哄地开离了。不用眼睁睁地看着冬瓜烂在家里，村民们都高兴，特别是客家二叔，整个卖瓜过程，他上蹿下跳的，帮这家搬瓜，替那家掌秤，还不时冒几个带荤的笑话，活像一只快活的猴。

待瓜都运出村子后，男人们将卖得的钱交给自家的女人带回家，然后都过来拉父亲，说要和父亲喝个够，喝个一醉方休。母亲从闹哄哄的人群里走了出来，收拾好瓜箩，拉起我的手就回家去了。至于那晚，我那成了英雄的父亲和那些男人们是怎样疯狂的喝酒，我就不得而知了。

晚上，我是被手臂的疼痛痛醒的，搬了一天的冬瓜，小手臂痛得像要断了一样。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安静的黑暗中，我听到父亲的一阵剧烈的呕吐声，然后就是母亲起床倒开水给父亲擦洗的声音。忙碌了一会，父母的房间又归于安静，我感觉手臂没那么痛了，瞌睡虫又开始来了。忽然就听到了母亲的声音：“哎！醒着的吗？”

父亲说：“嗯，酒喝多了，反而兴奋。”

母亲说：“你的战友让你帮他办的到底是什么事？你一天不给我说，我这心就老提着，放不下来。”

父亲说：“不就一小事情。你呀，什么事情都爱操心。这事情我能搞掂的，你就别瞎操心了。”

我听见床板嘭地一声响，料想是母亲一下子跳起来了，果然，母亲的声音有点急促，说：“怎么可能是小事情？你就偏不敢和我说？不行，你非得告诉我。要不，我这觉是睡不着的。”

父亲说：“你就别闹了，三更半夜的，明天再说吧！”

“不行，现在就说。”母亲的态度非常强硬。父亲有点得意地说：“他有间塑胶厂，是他侄子经营着的，专门收购废轮胎和塑料废品翻新塑料用品。现在南海的工业发展很快，寸地是金。我那战友的想法，让我帮他在这边弄一块偏僻点的地，不大，一亩左右就够了，他建个烟囱，平时就将废轮胎运过来这边熬胶，这样费用也不大，还污染不到城市里面的居民。他还跟我说，只要我帮他弄到地，就给我提成，如果我乐意，他还希望我帮他看管熬胶，说给五百块一个月呢！”

母亲语气冷冷地说：“你答应了？”

父亲说：“那能不答应的？人家帮我们村那么大的忙，我也跟村长说过了，他答应将后山里一块荒置的地低价租出来给我战友用，你就别操心了。”

“去你妈的，狗屁！”母亲突然狂怒地爆起一声粗口，跟着，啪地一声脆响，像是耳光的声音，我吓得跳了起来，在黑暗中瞪着眼睛。母亲咿呀一声推开房门，抱着枕头走了进来，她很意外我是醒着的，轻声问：“怎么醒了呢？没事，快睡吧！”说着将枕头放在我旁边，躺了下来。我乖乖地躺下来，趴在母亲的怀里睡。母亲的气味带着肥皂香，真好闻。

父亲的战友真的要到我们村的后山建大烟囱了，知道这消息的人还真不少，也不清楚是村长跟村民们说的还是父亲酒后口无遮拦的结果。那天中午我揣着母亲给我的五毛钱，到客家二叔的小卖部去买方便面，早上的时候，母亲说中午她不回来吃饭，让我一个人随便买点吃的。

客家二叔将一包方便面递给我，笑着说：“玉丫，你阿妈怎么舍得给钱你买零食啊？看来你家里真的是有钱了。听说你阿爸给他的战友弄到这块地，就能得一千块的提成呢！啧啧，一千块啊！赶得上万斤的冬瓜了。”

我接过方便面，白了他一眼，不理他，想走。他还不肯，拉着我说：“哎哟哦，你这丫头，越来越似你阿妈了，还对我翻白眼呢！有钱了就不认得你客家二叔啦？我还听说你阿爸准备给他的战友看管烟囱，每月五百块，是真的吗？啧啧，你家要是真的有钱了，你还不每天向我吐口水？”

我用方便面拍打着他的手，急红了脸喊：“你再不放手，我现在就向你吐口水了。”

“我偏不放手，看你怎么办？”客家二叔平常和我嬉闹惯了，以为我和他玩呢，一把将我提了起来。我在半空中挣扎着，趁他不注意的时候，狠狠地在他的手背上咬了一口，客家二叔啊地一声惨叫，我被摔在地上。我赶紧爬起来，抱着方便面就往家里跑。客家二叔咒骂着，挥着受伤的拳头在后面追我。这会儿功夫，有人从后山那边跑回来，气喘吁吁地拦着客家二叔说：“还、还追个靓妹子做什么？后山有热闹看，快、快去！”

客家二叔平日就是个好事人，连忙停下来问：“么事？”

那人指着我说：“她阿妈和她阿爸打起来了，打不过，就撒泼了。”

我一听，也不顾客家二叔了，撒腿就往后山跑。又有个女人从后山跑出来，见到我就喊：“玉丫，快，快！找你婶娘和你伯父来，啊啊！不，还要找你外公外婆来。”

我站住脚，愣了愣，眼泪就爬满了脸，我吸着鼻涕说：“我要去看我阿妈，你帮我叫啦！”然后又撒开腿往后山跑，风在我耳边呼呼地刮着，两边立着的树干哗哗地向后倒退，入山的路坑坑洼洼的，我全都不顾地向前横冲直撞去。快到的时候，我不小心给石头绊倒了，脚趾头破了一块，黑红的血流了出来，我顾不得痛，爬起来，又哭着往前跑。远远就见到山里那块空地上围了一圈人，有辆解放牌中拖车驮了满车红红的砖块停在一边，我听到父亲的咆哮：“你到底起不起来？”

我拨开人群钻了进去，只见母亲灰白着脸，披头散发的，闭了眼睛，直挺挺地躺在地上，身上全是泥土。我以为母亲晕死过去了，吓得扑上前，哇地一声大哭叫：“妈！”父亲走过来要扯我，我死死抓着母亲的衣服，不肯起来，一口咬在父亲的手背上。父亲怒了，抡起葵扇般的大手向我刮下来，这时，母亲突然睁开眼了，冷冷地喝了一句：“你有种！”

父亲愣了一下，抡起的手扬在半空，半晌也下不来。客家二叔也赶来了，忙上前打圆场说：“算了算了，尧哥，女人都是头发长见识短的，我们不和她们一般见识，有什么坐下来慢慢谈嘛！”说着将父亲推到边上，又劝我母亲说：“尧嫂，大热的天，你躺在地上干嘛？中了暑可不是闹着玩的。起来起来，有什么不乐意的，跟村长讲，跟我们讲。”

母亲冷漠地刮了他一眼，说：“走开。”

客家二叔讨了个没趣，啧着口水退到人群中，跟身边的人无奈地讪笑着说：“这不？好心没好报。”

这时村长也到了，他上前蹲在母亲身边，低声说：“起来吧，尧嫂，阿二讲得无错，你千万无拿身体来赌气，瞧瞧玉丫，怎么满脚都是血啊？”

母亲一个激灵，坐起来，低头抓起我的脚丫，伸手轻轻地抚摸着，颤着声音问：“跑过来的时候踢伤的吧？”我点点头，母亲伸手抹了抹我脸上的泪，说：“快到边上去，撒泡尿淋一下伤口，要不会发炎的。”我整个人卷入母亲的怀内，我才不要到一边去，鬼才知道这些人要怎样对我阿妈？

村长说：“这地我之前已答应租给他们了，人嘛，讲话总得算数的，对不？而且我们村还领了人家那么大的恩惠。”

母亲将手轻轻地拍着我，摇头说：“村长，不是我要为难你，这事情是我男人招回来的，我理应支持，不该给他难堪。可是，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在这里盖个毒烟囱，每天在我们村的上空放毒气，那烧的可是废轮胎，不是禾草和瓜藤啊！”

村长说：“这个我们也研究过了，这里远离居民区，应该污染不到什么的。你无担心。”

母亲翻了翻眼睛，又冷了声音，指着山下说：“一年365日，有上百日的日子是吹北风的，这中间又无阻隔，那毒气还不得吹到村子里去？还有，这熬胶后排出的废水，还不得往山下放？山下环着过的就是我们的九曲河，我们喝的就是它的水，它还给我们养了鱼塘，种了黑皮冬瓜。要是我们的饮用水、鱼塘和田地都给这毒水污染了，那我们还喝什么？那我们的黑皮冬瓜还种不种？黑皮冬瓜可是全国人民都吃的啊！我们那能将被污染了黑皮冬瓜给全国人民吃？是不是？全国人民都不吃我们的黑皮冬瓜了，那我们怎么办？我们的子孙后代怎么办？！村长啊！我家男人是个酒货，不晓事，你却是个明理的人，不能和他瞎着来啊！”

村长不高兴了，暗下脸来说：“你这是责备我胡来了？真不知好歹，别得了风头就扯着上。”

母亲不理会村长，她示意我站起来，拍打干净我身上的尘土，又将我脸上的头发捋到耳朵后，然后将我推前几步，哑着声音说：“我一个女人，哪有资格责备你村长？现在也没风，我也扯不着劲儿上。但这是祸及到子孙万代的事情，我不能眼白白地看着我男人像个傻子往身上揽。日后，到了她……”母亲指着我说，“到了她那一代人，他们就会指着我的女儿的脊梁骨说，都怪她的阿爸，引来了一管熬胶的烟囱，糟蹋了我们的环境，断了我们的生计，害得我们都有咽喉炎、肺病。”说完，母亲也不管众人的议论纷纷，身子往下一昂，又躺在地上，说了一句：“想盖烟囱？除非连我也一起砌起来啦！”然后，闭了眼睛，谁跟她说话都不理。

我无助地站在中间，望望母亲，望望村长，望望父亲，望望客家二叔，突然觉得阳光很晒很热很刺眼，我很害怕，我不知道母亲什么时候才肯站起来，也不知道那辆驮满了红砖的解放牌中拖车会不会真的不顾母亲的死活，在她身上卸砖，我恍恍惚惚地，以为这一片地方都是空空的，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我的肚子饿得咕噜咕噜地响着，这才想起我那包方便面丢在半路上了，委屈得哇的一声，大哭着叫了一声：“妈！”……

父亲的战友最终还是放弃了我们村后山的那块空地。我听客家二叔说，那天我叫了一声妈后，就晕了过去，将在场的所有人都吓傻了，乱成了一团。大家要抱我去医院，可母亲紧紧拽着我在怀里。那时候，父亲的战友已经来到现场看了有一会了，他也怕闹出人命来，就招呼他的车子离开。我父亲非常抱歉地追上去，战友深深地望了望母亲，叹了口气说：“阿尧，我本想帮你一把的，没想你摊上了这么一个比石头还要硬的老婆，我也不为难你，更不想你成为村子里的千古罪人，熬胶的地方我别处去找，但我们哥俩的关系，就到此了，保重吧！”客家二叔说，那时我父亲的脸像雪一样白，他努力抬着雪白的胡子邋遢的脸，硬是目送着战友的车子没了影踪，才回头对母亲像狮吼一样喝了一句：“那是我交过命的兄弟哎！”那声音，像伏后立秋的最后一声响雷，震得整座山都嗡嗡作响。

那天，母亲背着我从医院回家，父亲一个人坐在芒果树下，愣愣地望着芒果树上的蚂蚁搬家。母亲轻轻地放下我，问我还晕不？能不能走路。其实我早就不晕了，不过是贪恋母亲的温暖，赖在她的背上而已。母亲掏出一卷钱，抽了张十元的塞我手里，说：“到你客家二叔那里，买支九江双蒸，再买碟酸豆角回来。”

我拿了钱飞快地跑去了，母亲已经将椅桌都在芒果树下摆放好了，她接过我手里的东西，放在桌子上，又进屋拿两个杯子出来，倒了满满两杯九江双蒸酒，将酒推到父亲面前说：“今日让你难过了，我向你赔个不是。”说完从未沾过酒的母亲竟然举起酒杯，将满杯的酒灌下喉咙，马上，母亲就被呛得剧烈地咳嗽起来。

父亲傻子般望着母亲，母亲揩着眼泪说：“那么难喝，难为你每天都喝呢！以后，你想怎样喝就怎样喝吧，我再不唠叨你。”父亲伸手拿起母亲倒给他的那杯酒，昂头一口就喝了。我至今仍记得父亲放下酒杯的一句说话：“以后，再不喝了。”

一晃，好多年过去了。当年的玉丫，也生了小玉丫了。今年立秋，我回娘家，进家门时，父母正手忙脚乱地在追赶一只准备杀给我吃的鸡。我站在门口说：“现在在城里，哪天不吃鸡？你们就无忙乎了。”

母亲直起腰说：“城里的鸡怎能和乡下的鸡一样呢？”

我翻翻白眼说：“现在我们的乡下有哪儿和城里是不一样的？”

母亲愣了愣，父亲也愣住了。良久，母亲才垂下手说：“玉丫说得对，哪里都一样了。”

那只被追赶的鸡扑腾着翅膀，咯咯地从我两腿间钻了出去，像个胜利者般高叫了几声，飞上了围墙，转眼就跳走了。母亲可惜地望着鸡飞过的墙头，责怪地说：“都怪你，放鸡走了，晚饭我们吃什么？”

我将大包小包的物品搁在饭桌上，母亲赶紧从抽屉里掏出遥控，将空调打开了。我说：“妈，不用开空调了，房子盖三层后，凉快多了，三伏天也不觉得热。”

母亲说：“是呀，只是外面处处都搞工程，一天到晚都闹得死人，灰尘也重，我一天擦几次椅桌，还觉得尘土重。”说着拉了块半干的布擦拭那台三十二寸的纯平液晶电视。

我笑笑说：“眼见不到了，就是干净，你是太闲了。”

我拉开窗帘，望着窗外热火朝天的工地和被尘土遮盖得灰蒙蒙的天。村子的土地全给征收了，村子四周都在大兴土木，那些巨大的桩机在村子四周隆隆地响着，据说这里要建八车道宽的马路，要建高尔夫球场，要建品牌折扣店，要建温泉度假村。眼见着，九曲河的水变成了混浊浊的，没有人再敢下去游泳了；眼见着两岸的芦花没有了，竹子被砍光了；眼见着人们都住上了漂亮的小洋房，都只晓得聚在家里打牌摸麻将消磨时间了；眼见着，我的父亲母亲都老了。母亲拿着一个盛着米的米盘在身后问我：“玉丫，你想吃什么？我叫你阿爸过去市场给你买，现在啊！村里的酒楼都有七八家了，想吃什么菜都有。”

我仍然望着窗外，空调吹过来的风吹得我有些微冷。我说：“妈，我想吃黑皮冬瓜，想吃全国人民都吃的黑皮冬瓜！”

啪啦一声，我回过头，母亲手中的米盘落在地上，白花花的丝苗香米撒了一地，母亲蹲下身来，望着开得像花一样的丝苗香米，捡也不是，不捡也不是，不知如何是好。

我说：“扫给鸡吃算了。”

母亲瘪瘪嘴说：“我不中用了。”

父亲闻声从厨房里跑出来问：“什么事？”

母亲的嘴更瘪了，她说：“玉丫要吃黑皮冬瓜，要全国人民都吃的黑皮冬瓜！”那话音有了泪意。

父亲无声地拿过扫把，将满地的丝苗香米扫干净，然后掺起母亲说：“那都是我酒后的胡话，全国人民哪会都吃我们的黑皮冬瓜呢？”

这天的晚饭，我和父亲母亲都喝了九江双蒸酒，可却吃不到客家二叔的酸豆角了。客家二叔在前两年患癌症去世了，他的儿子客家仔说都没地种豆角了，去市里进豆角回来腌，又远又麻烦，还贵，划不来。所以就没再卖酸豆角。

我离家的时候是深夜，村子四周灯火通明，那些工地仍然在没心没肺，没人没命地赶着工程，听说，这里一定要在年前竣工，全国人民都等着来这里买价格低于品牌店的折扣商品呢！我从车窗里探头出来，望着离我越来越远的村子。还有人记得我们的黑皮冬瓜吗？还有人记得渐渐远去的淡在记忆里的黑皮冬瓜吗？还有人记得吗？

 

 

（蔡玉燕，女，笔名彤子。广东省文学院签约作家、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佛山市作家协会小说创作委员会副主任。在《作品》、《花城》、《作家》、《青年文学》、《广州文艺》、《芳草》、《特区文学》、《广西文学》、《百花园》等刊物发表有小说，有作品被《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小小说选刊》等刊物转载，著有小说集《高不过一棵庄稼》，《平底锅的爱情》长篇小说《南洋红头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