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诗歌充满迷惑，不但有诗歌是什么的问题，更重要是诗歌能写出什么、写出来的是什么：张况的《史诗三部曲》以大胆的行吟想象和开阔的历史叙述展开，依靠时间和激情、雄辩和比喻去探索历史中的心灵力量与人性力量，既有古典中国辞赋、歌行与当代中国行吟融合为一的艺术传统意味，又有大胆进行创造的艺术冒险精神。由此具有的实验性既在于其行吟感情特质的冒险精神，也在于其形式、主题、语言的冒险精神，而艺术冒险精神在当代中国诗歌的近年历程中恰恰是较为匮乏的。
张况的诗一向被称为具有新古典主义风格追求，既然是新古典主义，不论有意还是无意，就一定会在某种程度上回到古典，诗歌的精神传统和艺术传统显然已经变成了张况的某种血缘和情结，深入到张况的生命和写作中，变成了这样的一种诗歌风格。
这样的诗歌情景在今天的中国文学中是一种奇异情景：过去千军万马写诗歌根本不算什么，诗歌的意义反而在今天体现出来。在网络上，几十万字的小说只能是短篇，几千万字的小说才能算长篇，但是诗歌却无法这样粗制滥造，却又难出大作品，于是，像张况的《史诗三部曲》这样的大作品、大叙事就难能可贵。
当代中国诗歌中的大叙事久违了。用诗歌去叙事、去行吟曾是诗歌的最重要贡献，《荷马史诗》曾开辟了一种真正的历史激情和美学情景，但这种历史激情和美学情景与当代中国诗歌似乎并无多少根本联系，而张况的《史诗三部曲》致力于让当代中国诗歌叙事的平淡状况有所改变，既从人性和文化角度对历史进行深度描述，又从诗歌描写角度探寻诗歌叙事自身的意义。
虽然诗人的把戏不足以娱悦上帝，但这部诗作不面对上帝无限，而面对人间江山：它面对历史中的诗歌和诗歌中的历史，也面对诗歌的当代视野和当代视野下的诗歌，以史诗意识和行吟方式重置了当代诗歌描写历史的观念和习惯观念中的历史事件，它需要一种当代的自由、情怀与想象对过往风云的关注。
诗歌与历史的关系是这部诗作的核心点。这部诗作是由一个个独特历史契机所形成的艺术序列，是在历史中改变价值与意义的观念性诗歌事实，是在诗歌行为中艺术与历史交织的生活，历史意识与诗歌意识在行吟中恢复为相互融入的生活意识，而不被看作相互分离的单一诗歌事实或历史事实，由此打开了中国历史的自我视野，又包含了观念与主体融合的诗歌外部视野；描写了诗歌深处的历史存在，又完成了当代社会存在中的诗歌激情。
行吟就要以歌而行、以歌为史，这部诗作让历史如歌、让诗如历史，让诗歌与历史相互转化，让当代生活世界与历史生活世界相互变幻，尤其让当代生活精神与历史生活精神相互融入，提供了独特的历史与诗歌共同形成的生活领域，从人间情感与文化精神引发更多对以往事件的关注。
作为当代社会与历史文化相接的当代艺术事件和生活事件，当作者开始行吟，就没有诗歌之外的历史和生活，诗歌文本与历史情境形成了一个新的生活世界和艺术世界，根据历史的时间、地点、观念而建构，却不能用外在历史去要求和确定，历史情境不仅作为诗歌叙事的对象和背景，也作为诗歌描写的观念和内容融入诗歌，以此去完成诗歌与历史的不断对话和循环。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艺术期待，使这部诗作以摇曳多姿的风情体态出场：体裁华丽夺目，形式雅致对称，主题强烈突出，韵律舒张有序，语言酣畅淋漓，并且在史诗追求和行吟自由中满足了诗歌叙事的根本要求：即，最好的抒情都是在叙事中完成的。行吟诗人既要会讲故事，又要会抒情，这部诗作在让历史成为诗化故事的同时，也在叙事中完成抒情，这种抒情透出一种活泼的光亮、炫耀的高雅、激情的思考、雄辩的评说，这种情景在当代中国诗歌中并不多见。
其细致之处在于一种古典与当代艺术的交相辉映，保留着中国古代辞赋抒情和歌行叙事的特点，形式自由，人、事、论、情融为一体，虽侧重叙写重大活动和壮丽事物，也开拓情感生活的当代感受；有中国古典散体大赋的气质，也有西方经典史诗叙事的情味；既对历史人物在当代情境中进行思考、讽喻或慨叹，又转变了人们注意历史事件的固定视点。
诗作在处理复杂的历史背景和人物时，历史的焦虑和紧张被唤起，又被控制，作为对于特殊历史时间点的关注，有一个诗作与时间的关系，作者的想象从时间里释放出来，既有激情又有感伤，但并未露出当代的狭小和窘迫，而是保持了一种诗歌的雍容大度，优雅流畅、充满想象地将当代生活历史化，历史的复活、探讨、张力、戏剧化都在一种当代情怀中发生。
所以，这部诗作中庄重与戏谑两种风格同时并存，有怜悯、讽喻、感叹，冷静思考、激情评说、灵动比喻、大气叙事，句式多样，文辞华丽，韵律交叠，以短小精悍的诗句与飞扬铺陈的诗句交相辉映，有中国古典小赋的咏物和抒情意向，中国古典大赋那种壮丽铺张、张扬挥洒的感受也非常突出。
这里出现的历史，既如歌萦绕又思绪连绵，诗歌对生活的灵动感受与对历史的严谨考问相得益彰，它既美且刺，以雄辩评说的思考方式去发现历史生活中的精雅与高贵、善恶与人性。假如王朝是历史记忆，诗歌是人性精神，这就有了记忆中人性精神的思考意味：这种精神藏在历史深处，也藏在诗歌深处，它需要人们诗性而逻辑、理性而激情地体味探讨，而这部诗作将流荡的历史情景集中于诗歌形成的艺术事件，使诗歌思考与人性精神扎实地结合而呈现，一方面大力张扬中华历史帝国的声威与气魄，歌颂江山功德；一方面又对帝王政治和历史文化的缺失、人性的熔化、性格的放纵、生命的浮华进行讽喻。
这样将历史戏剧化、风格化，超越了韵律、语调、诗行、联想等一般化诗歌情趣，表现出诗人能卓有成效地将想象的历史和生活戏剧化、现实化，也同样能将个人的现实经历独立地戏剧化、理想化，人们朦胧熟悉的历史和人物被用来寻找陌生和超验的事物，事物意象从花非花、雾非雾的历史情境中跃然而出，似乎那些事情和人物本来包含的深长悠久意义重新闪射。
当这部诗歌成为一种日臻完美的风格追求时，就对当代中国诗歌传统的韵文结构进行了一种转化，这闪耀着一种精雕细刻的光泽，其光滑流畅的大理石外表掩映着多姿多彩又充满理性的肌理，旨在发现情感的意义、辨别历史的内涵。这使作品循序完成了一种敏锐而大气、华丽而雅致、精密而复杂的风格形式。
这样的风格完成的，是诗人对历史的风格化回忆，从诸多宏大方面对历史中的个体生存进行诗歌解读，让诗歌与历史、诗歌与政治、诗歌与人类的关系同时展开，高度政治化的人性描写、历史人物的文化视点等，都集中在宏大叙事下的日常情景中；历史意向对主题和人物的引导、民族文化的传统根基等，都表达了这部诗歌的内在艺术动因。
仰赖这部诗作有一种宏大全知叙事视角，由叙事秩序和意义安排了象征、联想、比喻等手法，作者能够轻松自如地回溯、观看、访问、俯视历史，让主客观历史同时呈现，用诗歌特有的方式重新诉说历史事件和文化血缘，复杂的历史情景被一条王朝更替、血脉相传的文化情结所贯穿，将一种个人体验的经历置于主流生活附近，从文化思考的立场表明了更多的历史含义，并使这种历史感受成为有普遍意义的生活行为，也扩大了对当代中国诗歌和生活的了解，呈现了当代中国诗歌仍然保存的理想和动力。
这种风格思考从诗歌与历史的唯一情境去发现诗歌品质与诗歌意义的共同空间，体现了一种诗歌特性的历史如歌：完全听任韵律或者历史摆布的诗歌倾向在这里被中止，历史、现实与个人经历就是诗歌的意义，也是诗歌意义的背景，记忆与想象就像神话一样会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而事件和人物被做出一种强烈的寓言化、象征化精神安排，因此，那些行吟中的人物既是历史中的人物又不是，他们只是一种文化经验和历史思考，体现一种诗歌创造和个人风格。
（徐晓楠，著名文艺评论家，广东省作家协会理事、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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