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风奴：穿越黑暗的时光之骏
“一匹马在奔跑，那是四条腿搬动肌肉的运动。马的肌肉，像一块块组合为马的形状的石头。它奔跑，如同风把一座石雕搬移，那么快。四条腿的运动，受命于风，像是划开大地与空气的游泳，让有着石块般肌肉的马，成为白色活雕……”
这是从著名作家程维先生的长篇小说《戈乱》中呼啸而出的一匹名为风奴的马。这匹“驰骋于大野，而听命于天庭”的骏马，穿越十年的时光黑洞，再一次嘶鸣于我的面前。
十年。这匹风之子、大地之子，依然放射着宝石般的光辉。它让我不得不惊叹：美，可以穿越历史而不朽。
《戈乱》是十年前诗人程维向小说家程维华丽转身的成功之作，也是中国当代后历史小说的开山之作。小说以一种全新的人文观照方式和文学言说谱系，再现了明代中期皇帝昏庸、宦官专权、藩王叛乱的一段历史。故事以“南都”为舞台，主要书写发生在“宁王府”里的“粉红的狂乱与黑色阴谋”。在这个飘荡着肉体与肉体、寒铁与寒铁撞击声的舞台上，从帝王到刺客，从嫔妃到奴婢，从画家到响马，从武者到艺妓，“一个个都表演着向死而生的舞蹈”。“影子”和“幻象”这两个程维历史小说中的关键词，在他剑器般华丽舞动的叙事语言的击刺格洗下，撕裂成一缕缕淡烟似的碎片，被历史的天空收藏。
程维悲悯的双眼和心灵，幻化成高悬在夜空中的明月和星辰，悲悯地注视着黑暗大地上的情爱与仇恨、忠诚与阴谋、花朵与鲜血、幸福与苦难，他把自己的史学观念、诗人情怀和艺术才华，把他的灵魂，一起抵押给了文字——而判断一部文学作品是否具有价值，一个最简单的标尺，就是看作者是否把他的灵魂，向文字做了抵押。
《戈乱》“那抵押在笔下的灵魂，深深触动了我”。从这部慑人心魄的帝国史诗中，我们看见作者程维把写作当成了“生命中的一个重大仪式，甚至每一天伏案、提笔、在白纸上落下文字，都是仪式”。他“沉浸在这样一个仪式中，既迷狂又执着”。对他来说，“每一个写作日都是黑暗的”，都是“生命的突围——杀出一条血路求生”。写作，是他灵魂的狂欢、生命的舞蹈。在文字的大地上，他是他笔下那匹风驰电掣的骏马——风奴；或者说，在精神的天宇下，他是文字骏马的一位驭手。
在奔跑中，程维和他的文字“灵魂合二为一”。“天。地。河。山。同步朝马奔跑的方向归位。没有比一个骑在风奴身上的人更像王者。谁是风奴的骑手，谁就是王。”程维是风奴的骑手。所以，程维是“王”——汉语的王者。《戈乱》显然是具有一种王者风范的：它对历史的深刻洞悉和陌生化书写，它征服人心、个性鲜明的语言艺术，它建构虚拟之城的胆魄和能量，它开创新的表现形式的艺术雄心，无不彰显出它“艺术王者”的宏广胸襟。
“开阔地上一块闪亮的黑金由远而近。一匹乌色快马驮着太阳奔来，整个大地匍匐在他蹄下，它所经过的地方，只留下焰迹与霜痕。”
二、南都：幻象中盛开的“双城记”
《戈乱》最大的现实价值，在于它向读者贡献了一座虚幻之城、文学之城——“南都”。熟悉南昌这座城市的读者，通过《戈乱》中频频出现的宁王、娄妃、豫章、赣水、滕王阁、绳金塔、西山、皇殿侧、梅岭、百花洲、瓦子角、蛤蟆街、东湖、南湖、杏花楼、李渡烧酒、灌婴将军、南唐迁都这些字眼，乃至一些耳熟能详的南昌俚语，一眼便能指认出，小说所写的“南都”，其实就是现在的江西省府所在地——南昌。
南昌又名豫章、洪州、钟陵，是江南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它地处江西中部偏北，赣江、抚河下游，滨临鄱阳湖，是历代县治、郡府和州治所在地，为汉将灌婴始筑，五代时南唐曾迁都于此。“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在这里留下了千古绝唱《滕王阁序》。
很显然，《戈乱》中的“南都”，和现实中的南昌，构成了虚实相映的“双城记”。“南都”由此成为“南昌”的“姊妹城”。南昌有幸，在拥有一座“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的现实之城之后，又拥有了一座摇曳生姿的文学之城。自此，南昌便获得了一实一幻两只飞翔的翅膀。汉将灌婴缔造了豫章（南昌）这座物质之城、历史之城和现实之城，作家程维缔造了“南都”这座精神之城、文学之城和虚幻之城，它们都将进入南昌这座城市的记忆中。其意义如同老舍之与北平、张爱玲之与上海、沈从文之与凤凰、莫言之与高密：他们都用汉语修辞对现实母土进行了重新塑造。
真实之城容易被历史的风沙掩埋，而虚构之城可以不死。在《戈乱》中，程维用他的文字，为南昌书写了另一部历史——文学的历史。在这部文学的史册上，作者将历史事实、想象虚构和民间传说三者融为一体，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明代中叶南昌的历史画卷和民俗风情画卷，“它是伟大的，不仅是一个时代，而是有史以来全部真实与内在的收藏，在一个画卷里骤然共同呈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戈乱》不独具有其文学价值，也同样具有其可资镜鉴的历史学和社会学价值。
南都为南昌之折光，南昌乃南都之母城，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作为一部虚构的文学作品，正如作者在《跋：一座城的虚构证词》中所说，“我是被虚构的，当城门合拢，一切便化为乌有。”“既然我是虚构的，那么城中的一切人与物皆难逃虚构”，我们自然不能在“南都”与“南昌”之间划上等号——它只是一种“类似于真实历史下的一次宏阔的情境虚拟”。
在“南都”这个虚构的艺术时空里，作者“目睹并亲历了历史上的一段黑色史诗”：南都帝国亲王宁王豪（原型为明朝宁王朱宸濠），面对少帝风流、权阉瑾把持朝政，迫害忠良的昏暗政局，决定以清君侧的名义发动叛乱。宁王府的“圣剑堂”供有一把太阿剑，它是宁王豪的先祖洪武皇帝赐给世袭宁王家族的至高荣誉和镇府之宝。一场围绕着这把太阿剑的争夺之战就此展开。美丽的娄妃为了消弭祸害欲盗走宝剑将它销毁；锦衣卫高手步七和被东厂收买的剑客利仓亦意在盗剑，并欲行刺宁王；行者归无骥追踪杀父仇人利仓循迹而至；偃卧者宁王侍卫残夕、情人妙叶被唤醒……血腥的府第偏在这时又开出了情爱的花朵：被宁王豪请来为王妃绘画的画家寅，爱上了王妃。与此同时，宁王、东厂和阳明君，都打起了画家寅的主意，都试图从他身上找到攻破敌人的脆弱缺口……
于是，“一场华美之极、肮脏之极、迷乱之极、暴烈之极”的古老的欲望、情爱、阴谋、与迷乱的大戏，在南都、在宁王府、在宁王豪身边上演。“他们在彼此的错位中相互纠缠、迷失、沉沦与挣扎。一边是血腥的杀戮，一边是芬芳的爱情。中间是王者、武士、美人与书生的巨大犹豫与徘徊”。
三、书空（1）：大地上怒放的美学之花
程维是中国当代具有很高辨识度的诗人和作家，这种辨识度，来自于他迥异于他人的对历史和现实的陌生化书写，来自于他空灵、劲峭、秾艳、狂荡的诗意和唯美的个性化语言。程维说，“笔是灵感的性器”。这个“沉湎于词语的光荣”的男人，他不是用笔来书写的，而是用剑来书写的；他不是写在纸上的，而是写在生命中的。因此，他的作品，就像他笔下的隐者司空朔所创立的“书空剑”一样，具有一种万劫不复的华丽和美艳——它是黑色大地上怒放的一片美学之花。
《戈乱》满篇珠玑。它是一席华丽的语言的盛筵、一场美的狂欢、一座花团锦簇的花园。请看这几段文字——
“那么多的蝶一经展卷，便让空气中弥漫了香气，一百只蝶在这古卷里意态翩翩，一百个春天同时出现在眼前，这是多么伟大的表现力，又是多么脆弱的飞翔啊！蝶，飞翔在纸上，纸就是它们的宿命之地。一百个春天同时在纸上出现，一百朵火焰，就是蝶的翅膀，就是画家疯狂自焚的激情。”——描绘滕王李元婴的《蛱蝶图》
“两个剑士，起舞于月下。羽毛般美妙的月色，与精妙剑术相融，挟巨力和致命之击，彼此的剑尖一触即避开，像是不忍碰落对方剑上的月或者雪。那个豪华的夜晚，在两个剑士挥霍的剑术中，他第一次在七步之外翩翩起舞。因为与他对舞的剑士，恰恰是以不计较自己脚步而慷慨浪迹大地的行者……”——描写步七与残夕的打斗
“娄妃一身雪白的衣妆，与台上的宣纸和谐相触，只有乌黑的头发披泻着，像宣纸上被浓墨挥洒的一笔。她的脸在黑发中如黑夜里的明月。娄妃在宣纸上运发而书，长发悠扬地甩起，光芒与墨汁交织于发上在空中划出了弧线，于是那道长发扬起的弧线突然有了灵魂，在宣纸上找到了存在的意义。在字的笔墨里。凝成不朽的姿势定格：屏翰……是人与墨的一场舞蹈。是一个美人和天地在做爱。发书完成，她雪白的身上墨色狼藉，却透出另一番狂乱之美。”——描写娄妃的发书
程维擅长描写死亡。或者说，死亡美学，是程维创作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程维作品辨识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笔下的死亡，与其说是生命的终结，毋宁说是生命的另一种形式的延续——艺术的延续：它是一场美学之死，却也是一场美的怒放；它是一种生命的终结，却也是一种艺术的永生，具有震颤心灵的艺术感染力——
“她跃入水中，像从水中看到了自己。那个自己在朝她笑着，像一面镜子，说：快来，快来。她贴着那镜中人下沉，以尽量接近对方的姿势，如同对死亡的一种模仿。她的长发在水中墨汁似的洇开，由拢而散，丝丝飘忽，恍若墨色由浓到淡，她整个人也就在这个过程里下沉。她的身体像白色的鱼，却没有划动，只有身上的裙带被水拨动，飘似游姿。然而她在下沉，在让水接纳，从婀娜的躯体到所有感官——在下沉中与她的灵魂离开。她睁着眼睛下沉，仿佛看见水中的世界是翡翠色的。”——描写娄妃之死
“归无骥和利仓都感到手腕如受电击，各自的剑脱手飞出。两把剑像光，又像很薄或很细的一根线，从对方身上拦腰而过，几乎没有感觉地掠经了他们的身躯。剑失手，两人都一愕。归无骥眼尖，先看到利仓的腰部在渗血，笑道:神不在你那一边。忽然感到身有异样，低首，见自己的腰也在流血。已吃力，勉强道：神，也不像在我这一边……利仓笑着仰头，灰色的天空里竟然裂出了红色，他说：神在天上——我们都不曾拥有它。……两人的身子齐腰断落。”——描写归无骥和利仓之死
程维的《戈乱》，飘荡着一种冷兵器时代的剑气和花香。他以一种美到极致的荷马史诗般的笔调，书写着自己心怀中那个巨大的文学梦想。若将他的创作手法以剑术来做比附，那么他所运用的剑术无疑是他笔下的人物司空朔所创立的——“书空剑”。书空剑的内核是诗、书、剑合一，《戈乱》对历史的陌生化个性化言说和书写，也是这种诗、书、剑合一的结果。“当三位武士的家伙都向司空朔招呼过来的时候，司空朔便沿用李长吉的《雁门太守行》一诗，化为一路艳光夺人的书空剑，对三样兵器一一予以不客气的雅正。”
文学剑侠程维，在《戈乱》的书空之剑中，也醉舞出这样一首《雁门太守行》——“黑云压城城欲摧”：不可遏止的狂荡的想象力，令读者叹为观止；“甲光向日金鳞开”：卓绝的史识，书写历史的另一种可能性；“角声满天秋色里”：人物和事物的诗意化命名，美不胜收；“塞上燕脂凝夜紫”：美得叫人绝望的语言，让读者主动缴械；“半卷红旗临易水”：将自己的现代咏剑诗托名古人之作，别有意趣；“霜重鼓寒声不起”：悲悯地面对大地上的苦难与杀戮，长太息以掩涕兮；“报君黄金台上意”：复式的小说结构艺术，高高筑起一座艺术的王城；“提携玉龙为君死”：死亡美学之花的绽放，生命的终结艺术的永生……
这套剑术所带来的结果，只有这样两个字：“征服”——对读者的征服、对时间的征服。
四、书空（2）：暴力美学的价值取向
暴力美学，是暴力与美的联袂出演。暴力是不值得赞美的，因为它以剥夺生命及生命尊严为旨归，是一种反生命的行为。暴力之美，是一种血腥之美。同样，死亡也是不值得赞美的，死亡亦是一种暴力，它也蛮横地剥夺生命和生命的尊严。对死亡进行诗意化书写，或者说死亡美学，也是暴力美学的一个变种。
然而，暴力与死亡，却又是历史和现实生活中一种不容否定、不容抹杀、不可无视、不可回避的客观存在。对于社会现实生活之反映和表现形式的文学艺术作品，特别是与战乱和江山有关、与“庙堂权变与江湖以远”有关的历史小说而言，暴力与死亡，都是一种无法绕过的题材。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暴力史与死亡史，没有暴力与死亡，则没有人类的历史，也没有文学创作特别是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对待文学艺术作品中所书写的暴力与死亡，或者进一步说，对待文学艺术作品所表现的暴力美学，简单地进行肯定和否定，都不是一种客观的做法、科学的做法、公正和公允的做法。
书写暴力美学，于文学艺术作品而言，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创作宿命和使命。它不会因为有读者诟病而自动地从文学艺术创作中遁亡。暴力美学必将与文学艺术共存亡。文学艺术存在一天，暴力美学亦必将存在一天。暴力美学是作家、艺术家厨房里的菜刀。菜刀本身无所谓善恶，用来切菜就是生活之友，拿去砍人就是作恶的凶器，关键看菜刀的“价值取向”。判断文学艺术作品所表现的暴力美学到底应该给予肯定还是否定，也有一条简单、明晰的标准，那就是：看作品的暴力描写选择了怎样的价值取向——
凡漠视生命，渲染暴力，对在暴力下丧生的生灵缺乏悲悯、对遭受戕害的生命缺乏尊重，旨在以血腥吸人眼球，在书写暴力践踏生命尊严的过程中，阳亢着一种乐趣和快感，其结果造成了消解暴力的残酷性、瓦解人们的善念和同情心的暴力美学，都是我们应该否定和坚决反对的；凡旨在通过描写暴力的残暴，以激起人们尊重生命、同情被损害者、憎恶邪恶暴力、仇恨黑暗势力之情感，读后让人心情沉重、激愤的暴力美学，都在我们的肯定之列。
渲染暴力美学的一个经典案列，当属莫言先生的《檀香刑》。书中详尽地描绘了两种清代最残忍的酷刑——凌迟和檀香刑。刺杀袁世凯未遂的钱雄飞遭受凌迟刑，被刽子手赵甲刮了500刀，最后一刀结束时才死去；反抗德国人的孙炳遭受檀香刑，被一根削尖了的五尺长的檀木，从肛门插入体内，从肩背传出来，五天后才死去。这两种刑罚都惨绝人寰，作者对行刑过程描写得细致入微。我不敢说莫言这样写是故意为了吸引眼球，但是我不得不说，他这种对酷刑、暴力和死亡的欣赏式、陶醉式的书写，所达成的艺术效果，无疑是负面的——这正是莫言饱受诟病的主要原因所在，也是制约莫言不能走向伟大的根本原因。不仅是莫言存在这一问题，整个中国当代文坛都存在这一问题。中国为什么不能出现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其根本症结正在于此。
程维的《戈乱》中，也有一个堪与莫言“檀香刑”媲美的暴力美学场景描写——“血菩提”（见第二章：飞白）。权阉瑾迫害忠良，那个冬天，被他构陷致死的官员达数十人之多：
“郭御史一家男性大小十余口，被锦衣卫赶到冰天雪地的郊外，逼迫就地刨坑，刨至一人深……锦衣卫便赶牲口似的，将郭家男人们赶入坑里。随即填土，又干又硬的土。一锹锹下去，只留一个脑袋露在外头。扔下锹，一盆盆冷水，挟着寒风，兜头浇在颗颗脑袋上。便有脑袋破口大骂，直到冻成了冰葫芦，才没了声息，那骂声也像在空气中凝固成了冰雪。那些或横眉怒目，或悲号欲绝，或隐忍不发的各种表情，也就凝固在一颗颗冰封的头颅上，像雕塑。
“锦衣卫校尉向瑾报告：血菩提种好了。瑾便似乎自语地说：血菩提，好一个名字，我喜欢。被种的血菩提们，仿佛听到来自天穹的梵唱或悲歌，这使他们的临终越残酷，就变成了越为崇高的献祭与殉难。然而，残害并没有结束。一个满脸络腮黑须的锦衣卫手拎一根大棒走过来，他在一颗血菩提前站定，用脚踢了踢那颗脑袋，硬邦邦的，他呵呵一乐，竟是满脸快意的做游戏神情。
“冷器，看你的了——。有锦衣卫在喊。冷器将木棒夹于双腿间，朝手上吐了口唾沫，使劲搓搓。再握起木棒，煞有介事地向后扬起，然后嗨一声下去。棒落头飞——像击出的球。众锦衣卫一片喝彩。……。这时，一伙锦衣卫也各拎木棒，一个对准一颗头颅，像打马球一样，挥棒击下去。那些头颅，有的像球似的滚离了身体，有的像玻璃花一样碎裂，白色的雪地上尽是漓漓啦啦的脑花和肉屑……”
权阉残害忠良的倒行逆施、锦衣卫令人发指的罪恶，在字里行间，暴露无遗。它激起的是读者对邪恶的憎恨，对忠良的哀悯之情。这种暴力美学，价值取向正确，无疑属于一种正能量。此外，小说中还有多处类似的镜头，比如东厂杀手威逼屠户膊爷将参与宁王豪起事的散原山响马燕道天当猪活宰的一幕，同样惨绝人寰，令人悲愤。程维说，“暴力美学的意境，其本质是抒情的”。这位悲悯大地的情人，面对墨云笼罩的大地，说出了一个真相——
“战争，在美丽的大地上展开，屠杀，在美好的生命里进行。鲜花开过的草地上都是尸体，丰收后的庄稼地里都是鲜血。战场就是屠宰场，没有一把刀是不杀人的。这里没有诗意，只有丑陋。军人既是屠手也是被屠戮者，伟大的将军不过是杀人最多者……”
五、断剑（1）：人性之根的阉割之痛
在《戈乱》中，“戈”（剑）是作为一个充满隐喻和象征意味的文化符号和精神密码出现的。它首先喻指的是男根（男性生殖器）；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权力之根（太阿剑）和人性之根（精神）的喻指和象征意义。“戈乱”，就是“戈之乱”，就是“因戈而乱”。小说中所有“粉红的狂乱与黑色阴谋”，都是紧紧围绕着“戈”而展开的——“戈”的缺失、寻找、占有、折断、迷乱、沉沦、拯救和绝望。代表皇权的太阿剑是《戈乱》中最大的性器——帝国的性器、权力的性器。对它的窥伺、守望、盗取、掠夺和占有，是许多男人们心头最大的梦想和最高的理想。太阿剑的折断，是个巨大的隐喻，它喻指的阉割之痛是那个时代的世纪之痛。
《戈乱》首先书写了一位宦官的隐疾暗恨。权阉瑾因为自己是个阉人，“这个世界最美好的事早已把我排除在外”，“便每日在心里霍霍不已地磨刀……他巴不得从皇帝开始下手，把天下男人都阉了，那才叫平等……他要用支配男人的权柄去摆弄这个世界”。他把一己之私的心头怒火，发泄在最阳刚的男人和最柔媚的女人身上。他谄媚少帝，把持朝政，操控锦衣卫和东厂，丧心病狂地迫害忠良，极其变态地残害妇女，甚至使计对皇帝进行另一种阉割——让少帝在纵欲中导致阳痿。他对“阳刚之炬”的宁王豪嫉之入骨，对宁王府的太阿剑垂涎欲滴，派遣刺客和偃卧者，行刺宁王，抢夺宝剑，“要用一把宝剑来弥补自己永远的缺失”。最后他如愿以偿得到了宝剑，却发现原来剑身早就断在了剑鞘。权阉瑾发出了“疯狂、伤心而绝望”的哀嚎。
《戈乱》其次书写了一位帝国亲王精神的被阉割。宁王豪世袭王位，闲居南都，原本与心爱的女人娄妃琴瑟相谐、鸾凤和鸣，却被供奉在宁王府圣剑堂里的那把“灌注了前世符咒般隐秘欲望的古老宝剑”所折磨，着了魔似的要去起兵造反、夺取帝位。对剑器（皇权）的渴望，已严重影响到他与娄妃的性爱。“宁王豪有难言之隐。自从梦见了那把剑，他和娄妃共行性事每至关键，就出现了障碍。他已害怕与娄妃同榻。”任凭娄妃如何“以自己的美试图阻挡一驾驰向断桥的马车”，她的一切努力最终都成枉然。因为那把剑，已使他疯狂、已将他的精神完整阉割。巨大的人性迷失不仅使宁王豪陷入了一场性事的迷乱中——与前宰辅夫人蕊暗度陈仓、与王妹颜乱伦、与茶商养女妙叶偷情、与来王府做客的堂弟媳私通，乃至和丫鬟滥交，而且使他在叛乱的不归路上越走越远。然而历史狠狠地幽了他一默：剑是断剑，谋反兵败，押赴刑场，枭首示众。南都起兵，南柯一梦，如同他与娄妃的性事一样，在关键时刻，突然委顿。
《戈乱》再次书写了社会整体人性的被阉割。腐朽黑暗的宦官制度是一颗毒瘤，它给那个时代的社会人性带来的戕害是全方位的。它不仅阉割了皇宫阉者们的肉体和精神，也腐蚀了整个社会的肌体，特别是人性的肌体。从皇宫到王府，从庙堂到江湖，几乎所有的男人都遭受了人性的戕害——少帝、宁王豪、行者归无骥、画家寅、术士修、武士残夕、剑客利仓、杀手步七、剑圣司空朔、散人无影、失忆者谭木匠，等等，无不在灵魂上留下了被戕害的创伤或残缺。即便是女性，如娄妃、碧薇夫人、蕊夫人、妙叶、辛追等人，也莫不被毒素所腐蚀，从而发生人性的迷失。
六、断剑（2）：春天里的宏大性事
“戈”是性器，“戈乱”是性爱之乱；“戈”是《戈乱》的叙事重器，“性”是解读《戈乱》的一个重要文化密码。在作者笔下，世界的本质简而又简，不过就是“戈”的挺进或委顿，抑或是对“戈”的迎纳或斥拒，如此而已。
《戈乱》描绘了一场巨大的狂乱、萎靡而忧伤的性事，一座粉红妖娆的欲望花园——
“这个春天的早晨到处都潜藏着不可遏制的激情，空气中弥漫着软香，激发着雄性的欲望。繁花压枝，像一个少年不胜女子的美丽与迷狂。天空像铺开的银灰色绸缎，带着阴晴不明的暧昧。人身上却感到光照似的的温热，撩起躁动和不安。仿佛万物都在等待一场宏大性事的发生，似乎这个春天的早晨完全是为性事准备的，这其中隐秘着一种同样宏大的不可抗拒的如斯天意。”
在《戈乱》的性爱叙事伦理中，女性是向这个世界献祭的礼品，是“奉献给这个堕落世界的贡品”。“寂寞的美丽是一种奢侈”，“美丽于她们，如同毒素，对于权力漩涡的男人，却如同暗器”。她们的美丽，仅仅被男人们“作为美丽而芬芳的战场”。无论是那种“具有暗夜妖娆的，带点危险与肮脏的美”的苟合，还是那种“爱得越深，就离死亡越近”的挚恋，最终，她们的美丽，都“被美丽收回”。
少帝在纵欲，“豹房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充当了阉割皇帝的手术台”；宁王豪在娄妃的床上阳痿，却把战场转移到了王妹颜、蕊夫人、妙叶、堂弟媳乃至丫鬟的绣榻上；前宰辅夫人蕊把自己的身子经营成了一个“肉蒲团”、一件男人公共的床上用品；武士们偷窥到各自女主人的胴体后，皆起了色心；嫖客与婊子们假戏真做，师兄弟同时对师妹动了春心；即令是宁王豪的母亲碧薇夫人，不仅出身青楼，不仅与公公老宁王玄通奸生下儿子豪，而且对前来为自己讲述旅游见闻的小白脸汪一行，心海深处也漾起了涟漪……
比较月白风清的是娄妃与画家寅的爱。当美丽遇见风流，当寂寞邂逅才华，一场春天的性事的来临，就是一件不可抗拒的飞翔或者沉沦。“梳妆台是为妃的一头美发准备的。妃的如云乌发黑似暗夜，每缕发丝发丝都有天然的幽香。梳妆时，乌发散开，像是开启了一座神秘而芬芳的夜花园，妃的面容美若新月。”美丽的王妃对宁王豪的挚爱得不到回应，寂寞的花朵只有逐流随波。对宁王豪“因为爱，才放不下”又能如何？画家寅孱弱的肩头也负载不起她沉甸甸的爱。“鸟会死于潜游，鱼会死于飞翔”的宿命，早已为她准备好了一张水做的墓床。
七、偃卧：帝国迷宫的结构制式
《戈乱》是一座用汉语修辞搭建的帝国迷宫。在这座迷宫的中心舞台——宁王府，俨如末世霸王的宁王豪，盛装出场，上演着一出凄绝的“别姬”。而在舞台四周，一股股逶迤而来的暗道或迷墙、刀光和剑影、旌旗与铁骑、墨云及骤雨，从远在北方的帝京、从天苍草莽的江湖，从四面八方，一齐向他扑来，把他团团围困在舞台中央，最终扭结成一条巨蟒，把他活活绞死在舞台上。
小说显然是一个文学的迷局。这个迷局，也是一个巨大的幻象。宁王府，则是这一幻象的母体。主人公宁王豪看到了这一点，在他难得清醒的时候，他这样说过，“宁王府是我的一部分。它是一个幻象，那些出没于幻象里的人物充其量也只是一些意象化的符号”。《戈乱》内容与结构上的迷局和幻象，主要来自于“偃卧者”。“偃卧者”不仅制造了帝国政治的迷局，更制造了小说《戈乱》的结构迷局。
“偃卧者”乃提督东西厂和锦衣卫的总管司太监阉瑾所创、在东西厂和锦衣卫之外、直接效忠太监瑾的暗杀组织。偃卧者被安插在各处，他们彼此互不通气，只对太监瑾负责。偃卧者如果没被唤醒，就得永远沉睡；如果出现背叛，就会遭到另一个偃卧者的诛杀。而偃卧者一旦被唤醒，必然带来死亡。
小说《戈乱》中，供奉在宁王府“圣剑堂”里的那把太阿宝剑，它不仅为宁王府带来了世代的尊崇和荣光，更因为在它“精美的剑鞘里，藏着的是世代宁王的雄心与运命”，一直为帝京的大明皇帝所忌惮。这把象征王权的宝剑，由此为宁王府招来了一个又一个偃卧者。这些偃卧者就如同在宁王府冬眠的毒蛇，他们安静地潜伏在宁王豪的身边，一旦被暖风唤醒，它们就要吐出那血红的信子，将宁王豪吞噬。
这些偃卧者，或为宁王豪最贴身的侍卫（残夕），或为宁王豪最亲密的情人（妙叶）；或为宁王豪的母亲碧薇夫人信赖的青年旅行家（汪一行），或为人尽可夫的青楼婊子（辛追）。即令是“特务头子”太监瑾，也没有逃脱被偃卧者偃卧在身边的命运（冷器就是受少帝派遣潜伏在瑾身边的偃卧者）。这些偃卧者平时各自行动，用他们独立的行止，在南都砌起一道道逶迤的迷墙，等到他们听到了来自帝京的唤醒声，便一齐发动，将那一道道孤立的迷墙，迅速绞合成一个偌大的迷宫，将宁王豪困在中央，让他插翅难逃。
《戈乱》艺术上的迷宫结构，一方面是“偃卧者”制造的，另一方面也与小说采用了立体建筑的结构艺术有关。这种结构艺术，具体来说就是人物和情节的网状布局。小说以太阿剑为中心点，主要牵出宁王豪、宁王玄和少帝三条线索。这三条线索各自运行又相互交叉，并且各条线索又分别牵出新的线索。新分蘖出来的线索又各自运行和相互交叉，最后交织成一个球状的情节网，小说的迷宫结构便大功告成。
具体来说，宁王玄这条线牵出了碧薇夫人、王道人、颜，宁王豪这条线牵出了娄妃、残夕、蕊夫人、妙叶、宋之白、术士修、洛昼、拾夜、夏铁一、老忠，少帝这条线牵出了权阉瑾、红巾女、阳明君。碧薇夫人这条线又牵出了御香、汪一行、喜佬，娄妃这条线牵出了寅、翩跹、君枝、谭木匠，权阉瑾又牵出了郭御史、步七、利仓、冷器、纪老板。宋之白又扯出燕道天，利仓又引出了归无骥、司空朔、辛追、武史、老九和黑卵，夏铁一又引出雪姬和宿名，郭御史又牵出青衣和烟罗……这些情节线索纠缠在一起，使得《戈乱》的结构形如迷宫。
八、非戈：后历史小说的叙事伦理
“不是十八般兵器里的东西，却又是兵器，那只能是对所有兵器的反动。”《戈乱》中这一“跳出十八般兵器之外”的反秩序兵器，名曰“非戈”。在《戈乱》的创作中，作者程维也祭出了这把叙事伦理中的独门兵器，从而奠定了这部小说在“后历史小说”这一新的文学形式中的独创地位。
（一）多叙事视角变换。小说打破了传统历史小说所惯常采用的线性结构模式，选取了立体结构的方式，通过多重叙事视角的不断变换，全景式地展示了明代中期“戈乱”的历史风云，为中国当代贡献了一部“迷宫”式的历史文学作品。小说共分“陡暗”、“飞白”、“血墨”、“黑蓝”、“蒂红”和“玄黄”六章，明、暗线共计二十余条，每条线索形成一个叙事视角。这些叙事视角之间频频切换，大大拓展了小说的艺术时空。繁复纷纭的情节线索的铺设和穿插，使得整部小说呈现出迷幻斑驳的“迷宫”特质。在叙事视角的组织和布设上也颇具匠心，既主次明晰、层级分明，又能做到不同层级之间的线索相互勾连、错杂，形成网状结构。
（二）隐喻、象征与魔幻。“戈”（太阿剑）是小说中最大的隐喻和象征，隐喻男根与象征皇权。“戈乱”隐喻和象征性爱的狂乱和对皇权的争夺。“戈断”隐喻和象征男根的暗疾和阉割之痛。“戈乱”这个巨大的隐喻和象征是作者程维对汉语修辞的一大贡献。隐喻之外，小说还运用了魔幻的创作手法。太阿剑在梦里对宁王豪进行精神上的阉割，本身就是最大的魔幻；散人无影在练剑中刺死与之厮杀数十载的师傅孤影的影子后，变成了一个没有影子的人，这一事件的魔幻色彩更加浓郁；死于利仓非戈剑下的残夕，其灵魂分别去拜别宁王与归无骥，不能不说是一种魔幻；拾夜和阳明君帐下第一武士武史交手，两人都将对方纵向劈为两半，就更非魔幻而不能为。
（三）插入、补充，打断、逆转。小说非但多重叙事视角频频变换，而且频频进行插入、补充，打断、逆转。或每叙写完一位人物的命运，马上插入江湖传闻和民间传言，补充交代人物的几种结局；或在叙述中突然进行阐发，把故事从历史拽入当下或作者的阐发中；或随机插入人物的内心独白，裸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比如小说第六章《玄黄》写画家寅“在一摊污泥浊水里，告别了这个污浊世界”之后，马上插入后人的考证：“《十美图》里十个女子，分别是娄妃、蕊、雪姬、君枝、颜、御香、翩跹、辛追、烟罗、青衣。也有人说，寅在南都与辛追、烟罗、青衣并无接触，根本不认识。但考证者认为，烟花之地，是寅所去的场所之一，他画笔下出现青楼女子的身影一点也不奇怪，只是那些女子在他画中都成了仕女，表露了寅对女性的赞美与同情，以及画家心地的圣洁。”这段插入、补充，不仅增加了人物的信息量，而且对丰满人物形象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四）灵魂对话与内心独白。小说中的人物灵魂对话与内心独白随处可见，俯拾即是。小说几乎写到每一个人物，都会让他们与自己的灵魂对话，进行内心独白。这些灵魂对话和内心独白不仅展示了人物矛盾纠结的心理，裸呈了他们真实的内心世界，也使得人物形象具有了立体感，增加了人物的真实感。比如小说在写到杀人不眨眼的步七杀死手拿羽毛的君枝时，有这样一段文字：“当月光在剑上化为一泊血，他的心也有一丝隐痛……这个命若琴弦般断在剑锋上的女子，竟没有发出一点声息。像是月光的轻覆，犹如丝绸滑落。一根琴弦会发出崩断前的绝响。一根发丝没有喊叫，只是沉溺于断落时万劫不复的忧伤。这种忧伤使步七止步，他的剑黯然无光。”这一心理活动的描写，就使得黑暗中也有了一缕人性之光。
（五）解构与反讽。小说多处地方运用了解构与反讽。尊崇无比、象征皇权的太阿宝剑，在作品中，竟如同男性生殖器一般不堪，这是小说最大的解构；一心想夺取皇权的宁王豪，与一心想夺取太阿宝剑的权阉瑾，最后都被历史狠狠地幽了一默，这是小说最大的反讽。侠女飞红巾行刺少帝的英雄事迹传遍大江南北，被无数民众所崇拜，然而她当初的殒身之地，却被她的崇拜者和讲述者改造成了臭不可闻的茅厕，这又是解构；一生杀人无数，并且即将追随宁王豪起兵造反夺取帝位的散原山响马头子燕道山，最后却被屠户膊爷把他像一头肥猪一样活宰了，这同样是反讽。
“我的马背上也就盛开了两朵鲜花，像是同一种忧伤的两种表达。”——程维
粤公网安备 44060402001240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