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喜洋的《坐歌堂》我收到有一年多了，之所以没有认真去阅读，因为我选了里面一篇与书名同名的散文《坐歌堂》作了一次初步的阅读。通常来讲，一般作者会把自己最得意的作品来作为书的命名。恰是这一篇散文，让我对这部散文作品集形成了一些看法。以至于拖到今天，我才将这部作品集基本阅读完整，也算是对作者的一种交代。
《坐歌堂》是直面四川农村社会风俗与民俗，及怀念乡村社会风貌与人文精神的作品。张喜洋的一系列作品，如《大哥送我白衬衫》、《妻子你很辛苦》、《富贵竹》、《爱说媒的外婆》等我熟读了一遍。包括他参加南海区我的读书故事征文作品之《文学梦·幸福梦》，我留意他的创作上每一次取得的成绩。我想谈一下张喜洋的散文创作的思想脉络，文学价值与不足，由其作品所带来关于当下乡土散文创作的文学化意义的扩展，及寻根姿态的特点。
张喜洋的作品，直接针对当下社会生活形态的转型与经济发展中，所带来的文化变革与大时代背景所产生的巨大冲突，有着鲜明的伤痕意识。当下很多乡土散文作家在创作乡土散文的时候，都在积极追寻乡土灵魂之根。很多作家离开故土后，他们的内心只有精神的故乡。这种文本的诞生，亦是一种精神的游离，无论作家怎样去追问，都心怀伤痛。张喜洋的作品的主旨，是描写和叙述乡土往事。他所写的文字中，多是记录故乡日常生活的风俗、民俗、人物、亲情等。我个人认为，他写作的方向是正确的。文学创作讲究其价值取向，包括作品的思想性、美学性。当然，就他的作品目前而言，还没有达到这么一个深层次的水准。《坐歌堂》里的作品，作者通过种种记录，想表达一种思乡观念。这里面，从人性的伦理角度来说，作者所叙述的生活正是我们所崇尚的。而乡土生活是细碎的，尤其受封建礼教的长期影响，这些富有传统色彩的生活气息与传播，依旧是今天乡土生活的文学之根。
严格来说，《坐歌堂》里的作品缺少纯文学的艺术价值与美感。张喜洋的作品缺少乡土这一宏大叙事的构建。当下乡土散文的写作，有几个写作潮流，一是宏大叙事写作，二是细碎化写作。前者是将乡土无限的放大，后者则是通过细碎的生活故事来不断呈现。各自的视觉不同，立意也有区别。无论以哪一种写作方式，都必须做到管窥一见，从而使读者在作品获得大量的信息，最终目的与作者产生作品上的共鸣，引发读者的阅读欲望。比如当下散文作家群体中，南阳作家梁鸿擅长于宏大叙事，阿勒泰女作家李娟擅长于细碎化写作。这两人的写作方式不一，各自的作品都展示出一种魅力与特点，那就是作品中其文字的辐射力。使人在阅读的过程中，尤如登山时有一种一览众山的感觉。
下面，我们从张喜洋的《坐歌堂》这篇散文来解剖。
“在川西北农村，至今仍保留着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坐歌堂”。
姑娘出嫁的前一天晚上，众多亲朋好友和左邻右舍早早聚在女方家的院子里，摆上十几桌酒席，在四川叫做吃“十大碗”。顾名思义，“十大碗”就是每桌限定十个菜，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四川的传统菜，像扣肉、东坡肘子、墩子肉等。这些菜都是厨师用竹制蒸笼蒸出来的，空气中弥漫着四川特有的咸菜香。土制的高粱酒香在席间弥漫，混合着菜香味儿，夹杂着锅碗瓢盆交响曲，渗和着乡亲们的欢声笑语，婚庆气氛格外热烈。孩提时代的我，觉得那就是农村最美好的生活。
“十大碗”刚一散席，只见三四张八仙桌往堂屋正中并排一放，两边都摆上长条木凳，供大家围坐。这时，出嫁女由村中两个年龄较长的姑娘陪伴着坐在八仙桌的最上方，“坐歌堂”节目就要开场。”
这篇散文的开头，很直白，直奔主题。接下来，第二段算是引题部分，但作者开始偏离了文章的中心，把与坐歌堂相映成趣的乡土喜庆中的饮食掺和其中，使得文章的整体层次感开始呈现裂缝。第三段的文字应该算是一种引渡，从游离中将读者拉回主题。坐歌堂不单是在四川，乃至湖南，及云贵，都有类似的民俗文化活动。作者的笔下，应当在第二，或者第三段，把这个民俗的来历作一次梳理与说明。这样一来，会使文章的脉络显得清晰。作者要将坐歌堂在乡土民俗婚嫁文化中的内涵表露出来，再引出婚嫁文化在广茅的大地上其在乡土传统文化中所表现出的厚重，或不可或缺。
“坐歌堂”开场时有个规矩：大家得合唱一首歌，由村中比较有威望的长者主持，随后他宣布：““歌堂”开始，‘东方红，太阳升……“预备起！”黑夜中的山村被悬挂的煤油照得通明，这里便开始成了歌的海洋，因此，当时村里的男女老少没有不会唱《东方红》的。
虽然没有任何伴奏，但是这朴素的歌声余音绕梁，在充满浓雾而又潮湿的夜空中穿行，久久回荡在山谷中，乡亲们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欢乐。
接下来，便开始你一首、我一首竞唱。往往这首歌的最后一个字还没有唱完，那首歌在另一个角落里已开始唱了起来。歌唱者不分男女，不分尊卑长幼，不设任何奖励，反正谁的歌唱得最多，嗓门儿最亮，谁得到的掌声就最多。歌曲类型不限，不管老歌新歌儿歌，只要你不停地唱，争着唱、抢着唱，就可以通宵达旦，乡亲们越是掌声雷动、呐喊声声，主人家就越高兴，也越觉得自己有面子。有时大家因为一首歌谁先唱、谁后唱竟然争得脸红脖子粗，不过大家并不真正生气。那热烈的场面，绝不亚于港台明星的演唱会。
还记得当年奶奶唱的那首古老的川西北情歌：“陈妹儿生得一枝花呀，花呀，李哥儿看了很爱她呀，爱她呀，爱她就爱她呀，请到我家耍，说来就要来哟，我在家里打草鞋呀，打了三双零一只呀，伊儿呀儿哟，把草鞋打好了呀，我就接你到我家呀……”
长大成人后，我一直在南方的城市间穿梭，十余年没回家乡参加“坐歌堂”了，想必乡亲们“坐歌堂”的热情一定会不减当年吧！
张喜洋的坐歌堂，可以在有限的篇幅中，穿插人物的对白。通过对人物的叙述与描写，表达坐歌堂的丰富的乡土文化内涵，人物的细节再反过来推动作品的思想张力。笔者以为，坐歌堂上的老者可以将人物具体化。通过老者，再延伸到淳朴的乡土观念、美德这一层面来表现。这样，文章就会更加富有在场感。将一幅乡土文化的画卷徐徐展开，栩栩如生。
笔者曾与作者交流，建议其将这篇文章再扩大化写作。之所以要其铺陈开来写作，是因为坐歌堂文化的本身是乡土中国文化的现实主义的沉淀。我们不妨以浩瀚的叙述来重构其文化的意义。尽管今天的乡土生活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民俗与风俗习惯，很难融入快节奏的生活的状态中。“坐歌堂”是这部散文集的线索，更深层的是要对当下社会转型状况下的风俗与乡土文化的思考。
作者本身经历告诉我们，他正经受快速发展的经济与社会转型，从四川老家迁移到南方发达的城市，作者一边接受大规模城市化也带来了生活方式节奏，一边不断追寻乡土文化和精神故乡的根。在这种边缘的生活状态下，他依然选择拿起手中的笔，来记载乡土往事，寻找精神的根。从人文传承来看，坐歌堂只是儿时美好而又伤感的记忆。作品开始展现出一种潜在的对立性矛盾与纠结，明显表露出一种疼痛感。这种疼痛感，反而增加了乡土文化的美学价值。
总体来说，张喜洋的散文作品还是可喜可贺的。尤其是他作为一个从草根人物命运走出来的人，其写作的态度是积极的。正如打工文学的领军人周崇贤也指出其部分作品的文学性不足，结构表现零乱。这种零乱就是作者作品的特点。换个角度看，也是一种写作的方式。综观当下打工文学的写作队伍，有非虚构写作的，有乡土写作的，也有隐蔽的尖锐写作。不管你是深刻化写作，还是平实化写作，作品重在一种精神的寄托与追求。从文学创作的价值层面来看，作品也就不需要过分地讲究思想性与审美价值。
但乡土散文的创作必须通过完整的叙事，自然，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当我们不能做到将文学整体化呈现的时候，我们可以坚守简单的片断来满足于写作的目的与需要。在此，我建议作者沉下心来，从表及里的将乡土往事从本相开始写作。循序渐进，化解宏观把握力不够的缺点，进而平面化进行创作，聚焦乡土的某一个片断。
在这里我想起一个问题，张喜洋的乡土散文创作，究竟今后该面向什么方向？我认为，他应该去除内心的浮躁，在当下语境中，寻找适合自己对乡土生活的表达。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提炼出精神与哲学美感的真实书写。类似于坐歌堂这样的乡土散文更应该故事化探索，意境化结尾。克服主观化的收尾，抹掉写作习惯中的刻意化拔高。乡土故事跌宕起伏，鲜明的精神主张。
作者简介：谭旭日，湖南安仁人。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佛山市产业青工作协主席团成员。报纸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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